“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 这四人运输贩卖已获刑

三是财产中不动产率先公示。

  James Gruber，2013年10月24日 译 陈玮   校 丁盈幸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愿意购买其出口产品的消费者，而中国在发达市场上找到了这些消费者，尤其是美国。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高就业率，而这是美联储双重使命之一。国会两党的债务上限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难以忽视的真相。这促使中国能够成为出口大国。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借钱以及采用表外载体来进行融资的原因。中国的经济一直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过度依赖于出口。

在美国，你看到的是尤为令人厌烦、也称为债务上限争论的政治僵局。这意味着他们往往出现贸易逆差，不得不通过从海外借款来为他们的投资提供部分资金。但在社会层面，这种争论甚至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激进的自由派和激进的左派之间，仍然围绕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中国的优势在于存在着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中国下一波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像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这道理和我们所讨论过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排斥和抵制是一致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

如果要加入这些组织，就必须改革国内现存的体制。第三阶段是从本世纪以来的走出去阶段。

具体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至少缓解甚至解决了如下三个重要政治问题。从外部来说，是来自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要求。诚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利益是驱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实际上，物质利益也是驱动内部改革的主要动力。特区因为受传统体制的制约较少，比较容易和国际通行体制接轨。

对中国来说，特区是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中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意识形态之争表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较之其他领域，特区本来就和国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可以说，特区是中国民营企业和国际市场的连接点。请进来，也就是原始资本的进入，这一步非常重要。

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特区直接采用了国际通行体制。这就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

实际上，这也是改革者的顶层设计，即通过特区建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同样是因为全球化，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社会群体因为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富裕，而另外一些群体则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对）贫穷。

当然，正如本栏上周所强调过的，对外开放并不仅仅狭义上的向其他国家开放，而应当理解为对所有体制外的利益开放。一句话，新的特区应当具有新的使命。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但也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如前面所说，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与此不同，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尽管规模不能和国有企业相比，但它更有效。但实际上，民营企业的走出去，从长远看来更具有可持续性。

如果没有这一步，改革和开放就很难成功。  民营企业走出去更有效 第二阶段是接轨概念指引下的开放，主要是1990年代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所展开的。

外国的钱，也就是外资，在当时也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也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特区 。

在19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世界新一波全球化刚刚开始，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也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经济特区建设为中国提供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欧美资本的进入，主要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当时的情况是，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必须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必须打破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这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解释不好经济特区的性质，它就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从而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制度形式。

不过，到了今天，人们对诸如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导入外部利益因素，内部利益就很难控制。

  在任何国家，正是因为内部改革，总会面临强大的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通过外在因素的体制创新，因而变得极其重要，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内部改革。在80年代，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来自港、澳、台的华人资本，也有少量的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本。

和任何资本一样，中国的资本也必然会走向那些可以获取更多利益的地区。走到一个极端，表现为自我封闭和义和团主义。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对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可以得到最初用于发展的资本，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的成败。1981年7月，中共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记要》明确地提出：中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因此，要学习外国的最优实践，必须创造新的制度空间，特区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功能。接轨来自两方面的动力。

开放和改革不仅仅是上述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也是物质利益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尤其是地方领导人，仅仅把特区看成是特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这是没有理解特区的本来意义。

各种争论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政策层面国有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走向西方国家，困难重重。

特区在当时涉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中国强调要学习各国先进的经验，也就是最优实践，但这并非易事。